【明星三缺一好友廳連線對戰】 用“心”指揮,做音樂的仆人——專訪著名指揮家陳燮陽 -明星三缺一儲值優惠價格

<!–enpproperty 339821242020-07-10 10:02:36.0用“心”指揮,做音樂的仆人——專訪著名指揮家陳燮陽陳燮陽,指揮家,1986年,音樂作品,音樂總監28758明星三缺一/enpproperty–>

  81歲的陳燮陽依舊留著一頭“伏爾泰式”的長發。這個發型是中國交響樂壇的一個標志。

  從藝55年,陳燮陽親歷了中國交響樂半個多世紀的發展。他最享受的,不是鮮花與掌聲,而是與樂隊一起陶醉于音樂的時刻、與作曲家共同打磨作品的過程。

  他曾帶領中國樂團登上世界各大音樂廳,但他也深知,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國音樂作品并不多。中國交響樂的未來究竟在何方?他伸出手,向空中劃出了一個音符。

  在臺上太威風不一定是好事

  6月24日晚,蘇州金雞湖音樂廳,德沃夏克《第九交響曲》的火熱音符落下,臺下爆發出熱烈的掌聲。盡管觀眾只坐了三成,但指揮臺上的陳燮陽感受到了久違的酣暢淋漓。

  由于疫情的原因,距離他上一次執棒現場音樂會,已經過去了5個月。55年來,他從來沒有體會過這樣的煎熬。

  “我是幸運的,從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畢業后,就沒有中斷過指揮。”1965年,陳燮陽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團樂隊擔任指揮。在那個特殊年代,對一名剛畢業的指揮系學生來說,沒有什么比擁有一支樂隊更為幸運的了。

  他接到的第一個重要任務,就是指揮芭蕾舞劇《白毛女》。沒想到,這一“揮”就“揮”了整整18年,《白毛女》成為陳燮陽指揮生涯中最厚重的 娛樂城 一塊奠基石。

  1984年,為慶祝新中國成立35周年,由全國千余名演員參演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“中國革命之歌”在北京上演。指揮組一共有5人:嚴良堃、聶中明、胡德風、徐新和陳燮陽。陳燮陽是最年輕的。

  此后,在北京人民大會堂,無論是重大節慶演出,還是重要的外事演出,直至近年來的國慶65周年、建黨95周年紀念演出,都能見到陳燮陽的身影。

  面對由成百甚至上千演員組成的演出陣容,如何把控全場、真正把團隊擰成一股繩,無疑是對指揮的掌控力與舞臺經驗的巨大考驗。陳燮陽總能舉重若輕地用手、眼神與肢體語言帶動樂隊的理性與激情。輕輕一揮手,讓弦樂喃喃低語,再一揮手,讓銅管迸出勝利的號角,樂隊與合唱如千軍萬馬聽命于他手中的指揮棒。

  有人將指揮形容為高踞王座之上的雄獅,一些世界知名樂團的指揮家素有“指揮皇帝”之稱。陳燮陽卻從來不想做樂隊的“皇帝”。“指揮是靠整個樂隊的演奏來共同完成音樂的‘再創作’,在臺上太威風不一定是好事。”陳燮陽說,“我用心來指揮,樂手們心悅誠服,我們之間就會形成一種氣場,感染臺下的觀眾。”

  忘不了那碗蘿卜燒肉

  14歲那年,陳燮陽正在江蘇武進讀初二。在原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工作的姐姐陳力行寫來了一封信,信中說,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(上海音樂學院前身)正在招生,學雜費全免,鼓勵弟弟報考。接到信后不久,陳燮陽穿著一件祖母做的白布汗衫,背著一把二胡,到街上理了發,踏上了趕考之路。

  到了上海,姐弟倆卻吃了閉門羹。原來,學校只招小學應屆畢業生,而此時的陳燮陽已經讀初二了。心急如焚的陳力行一遍遍地懇求著負責招生的老師,終于得到了“先聽聽看”的回答。陳燮陽拿著二胡走進教室,一曲《歌唱二郎山》打動了幾十名考官。最終,他憑著一張“特一號”復試準考證,通過考試邁入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的大門。

  陳燮陽一輩子都記得在學校吃的第一頓飯:蘿卜燒肉。一碗帶肉的飯,讓他看到了未來的希望。從此,他每天早上將柴可夫斯基的《流浪音樂家舞曲》作為“起床號”。每到周末,同學們紛紛回家,他依然在學校練琴。

  大家都以為,陳燮陽在上海沒有家。其實,很多年前,陳燮陽在上海有個家。他的父親名叫陳蝶衣,是《萬象》雜志的創辦者、《南屏晚鐘》《鳳凰于飛》等一大批流行歌曲的著名詞作者。然而,父親離家、母親去世后,12歲的陳燮陽一直隨祖父母在老家武進生活。

  來到上海后,陳燮陽埋首苦讀。有一年寒冬,姐夫到上海出差,發現陳燮陽的跑鞋開了一個洞,腳被凍得通紅。姐夫鼻子一酸,把自己的鞋子脫下與陳燮陽對換。

  高中畢業時,陳燮陽從一個不識五線譜的農村孩子成了各科成績優秀的學生,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和作曲系都看好他,老師們“爭搶”他。最終,陳燮陽選擇了指揮系,隨著名指揮家黃曉同教授學指揮。

  “如果當年是作曲系‘獲勝’,也許中國會多一位作曲家,而少了一位指揮家。”陳燮陽笑著說。

  一代上交人的“大家長”

  1978年6月,世界知名指揮家小澤征爾首次來華演出,全國各地的指揮家云集北京,掀起了一股“小澤征爾熱”。坐在臺下的陳燮陽說,自己聽得渾身“發癢”。

  當時的他根本想不到,3年后自己竟坐在了小澤征爾在美國的家中,偶像親自下廚做生魚片款待他,兩人促膝長談。

  在美國學習考察的那一年,為陳燮陽打開了一扇新的藝術之門。他在耶魯大學奧托·繆勒教授那里進修指揮,聆聽指揮家伯恩斯坦的排練與音樂會,還與祖賓·梅塔、小提琴家斯特恩交流。與大師們的交往,為陳燮陽博采眾長、融會貫通,形成自己的指揮風格提供了重要的參照。

  1982年,陳燮陽在美國首次執棒阿思本管弦樂團,他的指揮激情華麗又不乏深沉細膩,一曲中國芭蕾舞曲《魂》及勃拉姆斯《第二交響曲》驚艷全場。

  回國后不久,上海交響樂團和中央樂團都力邀陳燮陽加盟。于是他身兼二職,同時出任這兩個重量級樂團的常任指揮,開了我國音樂界的先例。

  在美國學習時,陳燮陽發現,國外的交響樂團都是由音樂總監和總經理分別負責藝術和行政。擔任上海交響樂團團長后,他大膽提出,將上海交響樂團由團長負責制改為音樂總監負責制。1986年,陳燮陽成為上交首任音樂總監,這在上海乃至全中國都是一個創舉。緊接著,他又在全國首推樂團音樂季,引進國外優秀演奏員,為中國交響樂團的職業化建設與改革樹立了標桿。

  湖南路105號曾是上海交響樂團的“家”,從老團長黃貽鈞到繼任者陳燮陽,上交在那里度過了60多年。在團員們心里,陳燮陽更像一個大小事情都要操心的家長。

  20世紀90年代初,外地畢業來滬的演奏家沒地方住,只能住在簡易棚里。陳燮陽放心不下,想辦法籌措,終于讓“家人”有了安居之所。演出要找贊助、拉廣告,也都是由這位“家長”親自出馬。這段日子后來被陳燮陽視作“上交最困難的日子”。1993年,陳燮陽提出打破“鐵飯碗”,推行全員聘任合同制,根據職稱決定工資,大大提高了演奏家們的積極性。

  用一生把中國音樂推向世界

  當年在小澤征爾家中吃生魚片時,陳燮陽曾向偶像講述自己的心愿:“我想用我的一生,把中國交響樂推向世界。”這是他的心愿,他亦視之為諾言。

  1990年,為慶祝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建成百年,上交受邀成為首個登臺的中國交響樂團;2000年,上交與大提琴家馬友友合作,錄制《臥虎藏龍》電影原聲音樂,并于次年奪得奧斯卡最佳電影音樂獎;2004年上交建團125周年,陳燮陽帶著上交登上知名的柏林愛樂大廳,這是柏林愛樂音樂廳迎來的第一支中國交響樂團。從《火把節》到《愁空山》,演畢,全場兩千多名聽眾起立喝彩鼓掌10分鐘。

  他實現了自己的諾言。除了中國交響樂,他還將中國的民族音樂推向了世界。

  陳燮陽是中國指揮家中少有的橫跨中西音樂——既能指揮西方交響樂團,又能指揮中國民族樂團的音樂家。他的民樂“基因”來源于童年。他的母親是京劇愛好者,閑暇時會教他唱一些京劇與昆曲。聽母親唱《梅龍鎮》《甘露寺》是他童年最大的樂事。

  “交響樂與民樂的指揮技術與手法差不多,但兩者的風格完全不一樣。中國音樂有很多變化,重在韻味。西方音樂重在結構,重在輕響快慢。”

  1998年,陳燮陽首次帶領中央民族樂團到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。到了加演環節,陳燮陽手一揮,板鼓、小鑼、鈸等中國打擊樂器依次奏響了似曾相識的節奏。正當觀眾們猜測究竟是什么曲子時,《拉德斯基進行曲》的旋律奏響了,全場頓時沸騰。沒人想到,這首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保留返場曲竟以如此特別的方式登場。

  在這場音樂會舉辦前夕,奧地利著名主持人布拉維教授給陳燮陽提了一個建議:加演《拉德斯基進行曲》時最好要帶點中國特色。陳燮陽想了一個晚上,終于靈光一現,決定采用中國打擊樂作為引子開場。

  《拉德斯基進行曲》結束后,觀眾意猶未盡,陳燮陽又帶領樂隊加演4首曲子,創下了加演紀錄。國內外多家電視臺轉播了音樂會的盛況,中國民族音樂第一次在歐洲獲得了如此大的影響。

  “我與朱踐耳是不可分割的”

  陳燮陽55年的職業生涯見證了中國交響樂近幾十年的發展。有樂評人曾做過統計,陳燮陽是排演中國作曲家新作最多的指揮家之一。在執掌上交的23年中,他指揮演出的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,其中國內作曲家有134人。

  “呂其明先生的《紅旗頌》我大概指揮了有上百遍,丁善德先生的《長征交響曲》也是不計其數,《梁祝》更不知錄了多少個版本。”陳燮陽說,“在合作過的中國作曲家中,葉小綱、譚盾、瞿小松等人的作品我都很喜歡,但我指揮作品最多的中國作曲家還是朱踐耳先生,我與他是不可分割的。”

  1986年,陳燮陽指揮上海交響樂團在北京音樂廳首演朱踐耳的《第一交響曲》。不少聽眾是第一次接觸現代作品,有些人感到無法接受,然而這并不妨礙這部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內涵轟動樂壇。緊接著,朱踐耳又創作了《第二交響曲》。這部作品采用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樂器——鋸琴,充滿了悲劇力量,是陳燮陽最喜愛的朱踐耳作品之一。

  不少人問過陳燮陽,指揮家與作曲家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。他的回答是“指揮家應該是作曲家的代言人”。在與前輩指揮家李凌討論這個問題時,他還說過一句更絕的話:“指揮者應該是作曲家的仆人,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官。”

  陳燮陽與朱踐耳是難得的藝術搭檔。

  從60歲開始,朱踐耳用22年的時間創作了10部中國人自己的交響樂。他每寫一部新作,陳燮陽就指揮一部。每次排練新作品時,陳燮陽總會請朱踐耳上臺給樂隊講作品的內涵和情感。試奏的時候,陳燮陽發現個別地方演奏效果不理想,就建議朱踐耳修改。“有些意見他會接受,但有時候他也很堅持。”

  朱踐耳常常會給陳燮陽“出難題”。“他的《第五交響曲》需要用50多件打擊樂器,我們四處尋找,有的還要自己制作。”陳燮陽說,“我認為,朱先生的《第十交響曲》(江雪)寫的是他自己。這部作品非常有創造性,其中有京劇的吟唱、古琴的琴音,演出中還要放錄音,節奏必須掐得非常準,稍有差池就會出岔子,演出的時候壓力真的很大。這可以說是我指揮過的最難的交響曲之一。”

  2015年11月1日,在陳燮陽從藝50周年紀念音樂會上,當嗩吶協奏曲《天樂》演奏完畢時,93歲的朱踐耳從觀眾席上起立,向臺上的陳燮陽豎起大拇指,全場觀眾的掌聲經久不息。他曾說:“探索者的心是孤獨的,如果沒有陳燮陽和上交,我的音樂是死的,是他們將五線譜化作了交響之聲。”

  2017年6月,陳燮陽在北京指揮國家交響樂團排練《英雄的詩篇》時,朱踐耳托女兒帶來一封信和巧克力,皺巴巴的紙上寫著端正的字:陳燮陽老友,排練太辛苦了,吃點巧克力。

  兩個月后,朱踐耳離世。

  2018年5月,陳燮陽帶著朱踐耳的代表作回到了他的母校—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,這是朱踐耳生前未盡的愿望。與從這所學校畢業的指揮家李德倫、鄭小瑛、黃曉同以及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等人不同的是,在赴俄羅斯留學前,朱踐耳從未接受過系統的音樂教育。患病多年的他,是躺在上海的一個亭子間里靠聽收音機自學的音樂。直到走進這所學校,他才開啟了真正的藝術之路。

  “這次演出的排練時間非常緊張。一開始,樂團并不熟悉朱先生的作品,有點不以為意。可隨著排練的深入,他們的態度徹底變了,不僅非常投入,而且很欣賞朱先生的作品。”最終這場3個小時的音樂會轟動了俄羅斯音樂界。

  對話

  “不要與聽眾為敵”

  解放周末:優秀的指揮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?

  陳燮陽:首先要有技術、有經驗,更重要的是做人。如果只有水平,但不會做人,很容易得罪樂隊和觀眾。指揮必須要尊重演奏員和觀眾,沒有他們,我們什么也不是。

  解放周末:從藝55年,從上海交響樂團、國家交響樂團、中央民族樂團到近年來的蘇州交響樂團,您指揮過的樂團非常多,能談談您和樂隊溝通的藝術嗎?

  陳燮陽:跟我合作過的樂隊都很開心,我會想辦法啟發大家,從來不會罵人。我覺得永遠要把音樂放在第一位,只有這樣,指揮和樂隊之間才會形成真正的共識和默契。

  指揮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在舞臺上享受掌聲,而是在臺下把樂隊訓練成一支高水平的隊伍。一個交響樂團的成長,有點像廣東人煲湯,只有火候到了,味道才會純正。我國的交響樂團這些年發展得很快,但各地的水平參差不齊,打造一個優秀的樂團離不開指揮長期的專業訓練與磨合。

  解放周末:您如何判斷一個樂團的水準?指揮的眼光與普通聽眾肯定不太一樣。

  陳燮陽:好的樂團會跟著我走,讓我在手里“揉”。我合作過許多優秀的樂團,但最有默契、感情最深的還是上交。現在演奏員和當年相比已經換了不少,但是樂團的傳統一直都在,那是一種非常純粹的藝術氛圍。我想做的也是純粹的指揮家,實實在在地搞藝術。

  解放周末:您的職業生涯見證了中國交響樂半個多世紀的發展。如今,很多西方指揮家都感嘆“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”,那么,中國未來優秀的交響樂在哪里?對于年輕作曲家,您有哪些建議?

  開心鬥一番  陳燮陽:許多作曲家都在用各自不同的風格向世界表達中國,但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、被世界認可的作品并不多。在當代作曲家中,我最敬佩的還是朱踐耳先生。當年有人說朱先生的音樂難聽,直到現在還有人這么認為。其實,他的音樂中有相當多的民族性,更可貴的是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新的探索,有對人性和對人類命運的求索。這種探索精神是很罕見的。他的音樂風格雖然是現代派,但是他并不刻意,他的作曲技法都是為內容服務的。這對現在的作曲家很有意義,千萬不要為了技術而技術。沒有內涵與思考,技術只是空殼,演完就被人忘了,真正經典的音樂終究是要靠情感打動人的。

  這些年,很多西方音樂家說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,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交響樂聽眾越來越多。交響樂是一門抽象的藝術,原本就是難懂的,作曲家千萬不要與聽眾為敵,不要孤芳自賞。

  解放周末:您覺得這些年聽眾對古典音樂的需求與鑒賞水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?

  陳燮陽:1985年,上交策劃了紀念貝多芬215周年誕辰系列音樂會,貝多芬的交響曲全集第一次呈現于上海舞臺,我與黃貽鈞、曹鵬接力指揮。樂迷通宵在上海音樂廳等候售票,隊伍繞了上海音樂廳好幾圈。3年后,我又策劃了一次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演出,8場音樂會門票2個小時不到就被搶購一空。在改革開放初期,聽眾尤其是年輕聽眾對交響樂可以說是如饑似渴,但那時候真正能聽懂交響樂的人并不多。

  1985年,我和上交老團長黃貽鈞先生創辦了上海交響樂愛好者協會,這個“愛樂者的家”培養了一大批交響樂聽眾。這些年,在各大樂團以及媒體的推動下,聽眾的欣賞水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在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,聽眾的素質完全不亞于國外,有些樂迷的口味還很挑剔,這是一種進步。

[ 責編:張曉榮 ]